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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中國人的第一部!《云岡石窟全集》誕生:五萬九千佛納于一部大書

2020-01-24 19:09


20世紀40年代的云岡20窟主佛和今天的20窟大佛

這部《云岡石窟全集》將“云岡學”推到一個新高度

民國時期的云岡全景

云岡石窟,

舉世聞名的佛教藝術寶庫,

公元5世紀造像的高峰,

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名錄。

半個多世紀以來,

由于種種原因,

一直有“云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說法。

而近日,

云岡石窟迎來新的學術高峰——

云岡人用7年時間,

櫛風沐雨,

用腳步丈量,用鏡頭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

一舉推出20卷本60萬字的煌煌大書

《云岡石窟全集》

相較于日本學者的研究,

這部大書的視野更加開闊,

研究的深度更加入微,

一系列全新的理論和發現,

填補了云岡石窟研究的若干歷史空白,

成為“云岡學”新的里程碑,

一個有著歷史意義的民族“爭氣工程”。

對山西乃至全國來說,

《云岡石窟全集》的面世,

絕對算得上2019年一個大的文化事件。

為什么要用長達7年的時間編撰一部書?

這部大書誕生的歷史背景是什么?

編撰這部全集經歷了哪些故事?

山西晚報. 文博山西走進云岡,

了解這部大書誕生的前后過程。

20世紀40年代的云岡曇曜五窟

20世紀60年代的云岡石窟

今天的云岡石窟

1500年前,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武州山南麓,一座座依山開鑿的石窟,從東至西綿延30公里,何其壯觀和恢弘。古人未必能想到,這樣一座石窟,能夠穿越千年,成為中華佛教藝術的巔峰之作,并代表了公元5世紀世界美術雕刻的最高水平。這,就是云岡石窟,一座滲透著歷史與溫度,折射著建筑和雕刻藝術之美的大型石窟群。

7月底,正值暑假的高峰時期,云岡石窟內游人如織,當人們欣賞59000余尊造像之美,感慨古人精湛技藝的同時,卻不知道,為了讓云岡石窟有尊嚴地出現在大眾眼前,在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的帶領下,云岡人堅持了七年之久,出版了20卷的《云岡石窟全集》。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的第一部云岡石窟全集,意義不同凡響。

這是對云岡的濃縮,更是對歷史的定格,張焯感慨道:“如果說之前一系列的研究讓云岡石窟有了一段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歷史,那么今天的《云岡石窟全集》,是讓云岡石窟真正變得有血有肉了!”

云岡研究在日本?這讓云岡人憋屈了半個世紀

學術界一直流傳著一種說法:“云岡石窟在中國,但研究在日本。”何出此言?

早在1902年,日本工學博士伊東忠太來到云岡石窟,并根據北魏建筑樣式、北魏雕刻藝術形象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根源。日本侵華期間,1938年—1944年,日本京都大學組織了一支考察隊,在云岡進行了七次調查,隨后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出版了16卷32本的《云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調查報告》,代表了當時云岡研究的最高水平。雖沒完整地表述云岡石窟的內容,但很多研究石窟以及佛教造像的專家學者,都以此書為范本。這事,讓很多中國學者都感到憋屈。

云岡石窟今昔

在上世紀前半期的云岡研究中,以日本學者居多,曾經也有像陳垣、梁思成、周一良這樣的中國學者研究過云岡石窟,但都是從單一層面進行分析,并未進行過系統解讀。直到1947年,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籍時,發現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原文。該碑撰于金代皇統七年(1147),原碑實物早已不可尋蹤,碑文中的內容涉及了北魏歷代開窟建寺的問題,更可貴的是彌補了唐代貞觀至金代皇統約五百年間云岡石窟修建的歷史空白,這是云岡研究史上當時尚不為人知的文獻。隨后,宿白先生多次來到云岡石窟考察,厘清了云岡石窟開鑿分期脈絡和歷史沿革,否定了日本版《云岡石窟》對于云岡石窟的分期問題,為國人的研究工作扳回一局,也建立了“云岡學”的雛形。

但是,這還遠遠不夠。

2002年,張焯調入云岡石窟研究院工作,一門心思扎入研究云岡石窟歷史的長河中,可惜越研究越覺得困頓,“除了日本學者出版的書外,關于云岡石窟的記載太少了。”張焯告訴山西晚報記者,日本版《云岡石窟》主要從美術角度呈現了云岡石窟的精美,但對中國的歷史和云岡石窟的歷史而言,并未深入闡述,總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為此,他試圖以歷史為背景,以佛教史料為補充,把云岡石窟文化放在歷史和佛教發展的框架中去審視,最終出版了一部《云岡石窟編年史》。

工作中的張焯和《云岡石窟編年史》

這本書,張焯寫了四年之久。這是云岡石窟研究迄今為止第一部最為完整的通史。該書以云岡石窟為載體,從戰國一直到中華民國,時間跨越2400余年,取材廣泛、內容詳盡,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和大同地方史,從大視角框定了云岡石窟的整個興衰歷程。它讓“云岡學”更加成熟,也讓云岡石窟的歷史發展脈絡清晰了起來,有了一段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歷史。

“如果不做云岡研究,那就是歷史的罪人”

2006年10月,張焯擔任云岡石窟研究院院長一職,次年就專程到北京拜訪了宿白先生。當他說明來歷后,卻遭到先生當頭棒喝:“你當院長了,如果你還不做云岡石窟的研究,那你也是歷史的罪人!”

事情已過去12年,張焯還清楚記得從宿白先生家里出來后的場景,“那是一個冬天,走出先生家門的那一刻,我滿頭大汗。先生說的極是,研究云岡,不僅僅是云岡人的使命,更是一種民族責任!”

隨后幾年,張焯一方面將心思放在了云岡石窟景區建設和改造工程上,另一方面強化研究,創辦《云岡院刊》,將景區保護、研究和建設,以及云岡石窟的考古發掘、報告整理等內容刊登在院刊上,就是希望能帶動一批人,主動投身到研究工作中來。轉眼到了2012年,當云岡石窟以嶄新面貌示人,并且卓顯成效之際,張焯知道,云岡石窟的研究必須跟上,這樣才能將云岡的“大文化”與“大景區”相匹配。

2012年年底,著名文化學者馮驥才先生專門為山西編寫《大同雕塑全集》,云岡石窟作為其中一卷收入書中。參與編撰過程中,張焯在馮驥才天津的住處見到了青島出版集團董事長孟鳴飛。一位是歷史學家,一位是文化學者,二人因云岡石窟結緣,相談甚歡。張焯表露了想為云岡石窟出全集的心愿,“現在云岡的研究逐步深入,但學界參閱的還是日文版《云岡石窟》。這套書獲得過‘天皇獎’,他們還曾想申報世界和平獎。這簡直是天大的諷刺。我們云岡人有責任編寫一部更加全面、完整、科學的《云岡石窟全集》,否則,對不起歷史,對不起先人。”

時不我待,2013年初,云岡石窟研究院和青島出版集團確定了合作意向:打造一套云岡石窟“真正的全集”,把石窟的造像藝術、雕刻藝術以及蘊含其中的佛學、建筑、音樂等等都呈現給觀眾。張焯坦言,“打造真正的全集,不僅全面,更要系統,更要超越!”

20世紀30年代,9至13窟窟前

▲云岡石窟第10窟外景

七年磨一劍,咬牙堅持,只為“超越”二字

誰都沒有想到,《云岡石窟全集》一干就是七年之久。

張焯最初的設想是用三年時間,梳理云岡石窟的“家底”,可隨著研究的深入,越做就越想做完備。“之前有過目標,就想著超過日本的全集就行了。開展工作后覺得,我們現在有最好的設備,有宿白先生研究的基礎,還有近年來的最新考古成果,為什么不做得細致再細致一點呢?”從制定總體規劃,明確編撰方向,統一編輯凡例,到攝影、掃描、繪圖、撰稿、校對、排版,直到印刷,這20卷書歷時7年完成。

“光攝影團隊,我們就組織了4家同時開展,記錄云岡石窟最真實的狀況。”張焯坦言,這是最艱巨的一項工程,在最初采集的幾年里,攝影師都要深入現場,去石窟的各個角度拍攝,為了拍某個細節,還要爬到十多米的腳手架上,那種危險程度不言而喻。“當時日本人用的儀器比較原始,現在我們有了高端攝影設備,又有三維激光掃描技術,能做到零誤差。從另一個角度說,日本人做的報告里,并不完整,很多中小的洞窟他們根本就沒有提及。”張焯講:“這次攝影,我們力求畢其功于一役,不光是出全集,更要建立起完整的影像數據庫,將來還可以出分類圖書,為今后研究云岡石窟提供豐富的資料。”

7年間,就這樣爬高摸底頂風冒雪拍攝云岡

張焯是這套《云岡石窟全集》的主編。所有參與者都知道,他可絕非幕后那個單純“指手畫腳”的人,而是把每一項研究、每一塊圖版、每一處細節、每一個文字、每一點進度,都要落在實處。全集中收錄的23篇文章60萬字,他字字都要琢磨,篇篇都要過目,考訂、圓說、增論,每篇文章的終審都在一個月以上。審稿的過程,實際上更是研究的過程。因為擔任云岡旅游區管委會主任,事務繁忙,平時只要上班,他就基本上坐不下,像一個陀螺,所以改稿寫稿的任務就變成了清晨,“每天清早5點到8點,這就是我審稿的時間,這么多年都是這樣過來的。”

早晨5點到8點是張焯編撰全集的“標準時間”

做學術研究的人都是寂寞的,張焯也是如此,多年來雷打不動,堅持早早起來工作,連出差也不例外。“因為我是主編,我要對《云岡石窟全集》負責,對學術負責。”

張焯告訴記者,對《云岡石窟全集》這個編撰團隊來說,這是極端痛苦的7年,但也是快樂的7年、收獲的7年——副主編王恒,是云岡石窟研究院的老書記,專門請他回來做這件事;院內的攝影家張海雁,有數十年的石窟攝影經驗,臨近退休還在拼搏,登高爬低,拍攝了幾十萬張圖片;20卷書的圖版說明,全由研究員趙昆雨統稿。還有參與的員新華、員小中等,都在默默奉獻,追求完美,“每個人都在咬牙堅持,只為‘超越’二字”。

《云岡石窟全集》在編輯制作中

新發現、新論點和新成果眾多

20卷《云岡石窟全集》共收錄7000余幅石窟影像作品,線描圖、拓片400多幅,文章23篇。前19卷全景式展現石窟群的所有雕刻內容,第20卷匯總了歷次考古發掘的成果。它充分利用了現代數字技術,全方位、大角度、無死角進行拍攝和測繪,不放過一個細節,不放過一個洞窟,不放過一張重要圖版,力求做到更全面、更細致、更具有學術水準,所以謂之“全集”,名副其實。最難得可貴的是,通過此次全面的梳理,除了建起一個巨大的石窟影像數字資料庫,讓各界加深了對石窟的了解,還形成了大量學術新觀點,從而推動了“云岡學”的飛躍式發展。

張焯說,以前日本學者和宿白先生研究云岡石窟,都是以宏觀的角度來審視,現在的研究是具體到每一個洞窟,每一龕造像。“曇曜五窟,說白了是皇帝的形象,以前人們總說那是三世佛,代表過去、現在和未來。但是你仔細觀察洞窟后就會發現,洞窟內的雕刻是完整的佛教宇宙空間概念。佛造像和壁面的雕刻時間或許不同,可指導思想一致,描述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宇宙觀。按照這個思路,穹窿頂上的蓮花世界,洞窟上壁的千佛列像,就是‘佛無所不在’的象征,是佛教宇宙思想的體現”。

云岡石窟

在云岡石窟,早期洞窟和中期洞窟有很大不同。早期洞窟是穹窿頂、大佛,比較簡約,中期洞窟是四方形宮殿式建筑,雕刻內容復雜了很多,但從來沒有人解釋過,洞窟為何會是宮殿式造型?就此,張焯想了很久,“彌勒代表了美好的未來世界,唐長孺先生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說過在北魏后期,暴動者利用彌勒教信仰,發動農民進行彌勒起義,但也沒說過彌勒信仰盛行階段是在何時。撰稿時,我特意研究了云岡內的中期洞窟,發現其中宮殿式建筑描述的彌勒形象絕非偶然。說明在北魏中期,也就是孝文帝時期,彌勒信仰已經進入鼎盛階段,北魏統治者建造了一個個彌勒洞窟,就是在告訴民眾,美好的彌勒時代已經來臨,幸福日子就要來了!所以云岡中期石窟展現的正是彌勒信仰的鼎盛時期。”在張焯之前,大家都知道宮殿式的石窟華美,卻沒人知道為什么,《云岡石窟全集》填補了這樣的空白。

在全集的研究編撰和出版中,像上述的新觀點、新論證,以及云岡石窟的開鑿與方法、規劃與設計、佛龕與組合、音樂與服裝,引進與吸收、分期與特征、規律與變化、官辦與民助等問題,產生了大量新穎的學術觀點。這是云岡人的思考,是學術上的突破,是云岡人推動和壯大“云岡學”的具體實踐,更是為中國學者“爭氣”的一項世紀工程,洗刷了半個多世紀來“云岡在中國,研究在日本”的尷尬境地。從此,《云岡石窟全集》就是你走進云岡、認知云岡、研究云岡最重要的“寶典”。

采訪最后,山西晚報記者問張焯,支撐他七年如一日的動力是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把云岡的事業,當成大同人的事業、山西人的事業、中華民族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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